72年里周总理遭受巨大委屈，毛主席定论之后，总理至死未解心结！

1972年6月，北京，周恩来在中央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起“伍豪事件”。会场里留下了录音，桌上的材料也被一页页核对。对旁人来说，这是几十年前的一桩旧案；对周恩来而言，却是一件始终不能含糊的政治问题。 “伍豪”是周恩来早年使用过的化名。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，上海地下党面临极大危险。中央机关紧急转移，周恩来等人因此避开了敌人的搜捕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意识到，单靠抓捕很难达到目的，便开始寻找离间共产党人的办法。 1932年2月，国民党特务炮制出所谓“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”，并安排上海报刊刊登。文章故意把周恩来的化名、人数和政治立场拼接在一起，制造他已经脱离共产党的假象。 这不是普通的报纸争论，而是针对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心理战。消息一旦传开，白区党员、国内民众乃至国际社会，都可能受到误导。更麻烦的是，当时通讯困难，许多人无法立刻确认周恩来的真实行踪。 上海地下党很快作出反应。陈云等人设法向《申报》广告处递交材料，希望刊登声明，说明所谓启事并非周恩来本人所发。报馆起初顾虑重重，经过交涉，最后刊出了一则看似平常的说明，实际上等于否认了那份伪造启事的合法性。 这一步很巧妙。没有公开喊出过于激烈的口号，却利用报纸版面留下了反证。随后，地下党又通过内部刊物刊文，指出这是国民党制造的诬蔑，提醒党员不要上当。 仅靠文字还不够。潘汉年等人又寻找律师，希望用法律形式替“伍豪”发出声明。律师陈志皋起初并不认识周恩来，但他判断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愿意出面协助。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可能阻挠，相关人员又设法请法国律师巴和参与，后来报纸刊登了由巴和律师代表“周少山”发布的紧要启事。 “周少山”同样是周恩来使用过的名字。几种办法同时推进，使这场造谣没有形成预期效果。地下党既在报纸上留下了公开证据，也让敌人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。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后，毛泽东同样十分重视。1932年，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布告，明确说明伍豪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职务，所谓脱党启事纯属国民党方面的造谣污蔑。这是毛泽东针对该事件作出的早期明确表态。 事情本已查清，却在多年后被重新翻出。1967年，有人再次借“伍豪事件”攻击周恩来。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写信，说明当年经过，并附上相关材料。毛泽东批示将材料交有关方面阅看并保存。 1968年，北京一名学生给毛泽东写信，又提到此事。毛泽东在信上明确批示：“此事早已弄清，是国民党造谣诬蔑。”这句话没有留下模糊空间，性质已经说得很清楚。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把它当成一句结论就搁置。1972年6月，他在会议上作了详细报告，陈云还提交书面发言，补充说明当年上海地下党如何利用报纸广告揭穿敌人的伪造。对周恩来说，反复说明并不是为个人争名声，而是担心这段历史被歪曲，影响党的记录和后人的判断。 1975年9月20日，周恩来病情恶化，准备接受手术。进入手术室前，他让秘书取来1972年报告的录音记录稿，在上面签下姓名，并注明时间。随后，他吃力地说：“我是忠于党，忠于人民的，我不是投降派。” 这份签字，后来成为那段历史中极具分量的细节。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态，中央也有会议记录和历史材料作证，可周恩来仍要亲手留下确认。邓颖超在他去世后，也曾向家人交代，此事关系党的历史、周恩来的历史以及后代对这段历史的认识，不能随意说，更不能任由谣言混过去。 特别

• • 2026-10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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